大同一学校发生的未成年人欺凌事件,已经过去几天。
舆论聚焦的是,两位施暴者只有9岁,他们的行为应该涉嫌性侵罪,但目前法律上缺乏惩戒9岁孩子及其监护人的相关规定,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。
人们也主张,对学校和施暴者父母,应该施以更严重的处罚。昨晚在一个群里,我还看到一个指责受害男孩父母的说法——他们费那么大力气调查取证,却只是要求施暴者家长道歉。假设受迫害男孩的父亲冲冠一怒,用个人方式讨回公道,他很可能会被舆论吹捧为“英雄爸爸”。
我们无法解释9岁小孩为什么那么坏,以至于很多人下意识地得出结论:小孩不一定是“天使”,还可能是恶魔。但大家却不愿意多思考一下,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恶性事件。
我们愤怒,我们害怕,我们想赶紧逃离。这不是解决校园欺凌的态度,相反,这可能正是造成校园欺凌如此普遍的原因。
在关心大同这个10岁的小受害者的同时,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来反思这个问题: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?在整体上改善这一局面,还有没有可能?
一、“打回去”,正在成为家长的新共识
必须承认,现在校园欺凌事件已经相当普遍。
近期有一本新出版的非虚构著作叫《欺凌自杀》,是一个日本纪实作家对校园欺凌事件的调查报告。但在网上搜索“欺凌自杀”这个关键词,却会出现很多关于中国校园霸凌的视频。
《欺凌自杀》是一本非虚构著作,作者采访了12个因被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父母。书中提到,在日本,被同学喊“去死吧”“你真恶心”,就算严重的校园欺凌了。而在我们这里,更多的是可怕的肢体暴力。
《欺凌自杀》(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6月版)封面
过去几年,我在微信群看到过不下10次这样的视频:几个小孩打一个小孩,有时候甚至是几个小女孩打一个小女孩。大家看了很愤怒,很多人会转发,但是这些事很少有调查结果。我们的愤怒,大概只能维持到转发之后的几分钟。
视频往往没有具体位置信息,你甚至都无法报警,这让身为父母者万分焦虑。有一个朋友,让孩子去学习搏击、散打,就是怕孩子打架的时候吃亏;还有一位朋友告诉女儿,被欺负的时候,不用告诉老师,“告诉爸爸,爸爸会处理”。
这次大同事件之后,还有人编起了段子:有人自述,6岁的时候,叔叔给他塞糖,让他去打一个更小的小孩,“他打了你妹妹,大人不能打小孩子,你去帮妹妹打回来”。
“打回来”或者“报复”,正在成为很多家长的共识。现实中也确实发生过,不少小朋友发生纠纷后,大人去“复仇”的事情,有的还成为了全国关注的新闻事件。现在,已经很少有人质疑,家长的这种“教育”是否合理?
换一个角度看,那些施暴者,他们在家里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?大人们都把自己共情为“受害者”,很少有人会想,自己的孩子可能去打别人。如果有轻微的、攻击其他小朋友的行为,有些家长还会暗暗得意:“自己的孩子才不会吃亏。”
有没有一种可能,正是这种“不要吃亏”的共识,才鼓励了一些小孩子的“暴力倾向”?类似事件中,我们通常看不到施暴者的家庭信息,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教导他们的。但是从逻辑上讲,如果每个孩子都被教导不要攻击他人,就不会有人受到攻击。
那些施暴者当然错了,但是他们的父母也一定有错。当然,我们可以为“打回去”一一辩解,这是“还击”,是“自卫”,但是,暴力问题是复杂的,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就更是如此。甚至有些施暴者最初也被人攻击过,后来他们才“联合起来”,成为校园内的“势力”。
二、老师开始逃避自己的责任
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,大同的这次校园欺凌事件,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很大: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(寄宿制学校生活老师缺位),在家长开始追查的时候,还试图“公关”和息事宁人。
回顾过去十年的“校园安全”新闻,有一个常见的情况是:家长怀疑孩子在学校受到虐待,尤其是幼儿园。现实中偶然发生的虐待事件,会让家长们陷入一种“集体惶恐”。
这些反过来影响了老师们。
目前老师的普遍心态是:尽量不要“犯错”,不要“惹事”,也祈祷那些坏事不要发生在自己的班级。他们普遍消极、被动,陷入一种“自保”状态。这是教师们对社会事件的应激反应,也可以说是普遍的心理创伤。
这很可悲,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,也会助长“校园霸凌”。大部分校园霸凌都没有发生在教室,不会在老师眼皮底下发生,老师们可以“逃脱责任”。但是,如果一个有爱心、有经验的老师,应该能在课堂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,早一点介入。
教育被认为是敏感的行业,所有发生在校园内的“负面新闻”都不是小事,这种“敏感”反过来塑造了一种更紧张的校园文化。
家长会感受到校长和老师的权威不能被撼动,但是事实上,很多学校都缺乏真正的“爱”和“关心”,缺乏“有效的权威”,并且从根本上缺乏责任心——有的学校甚至不敢让孩子乱跑、锻炼,因为万一孩子受伤,学校就要承担责任。
真正的责任心,意味着不怕犯错,意味着可以批评、管教孩子,在那些孩子流露出暴力攻击可能的时候,果断制止他们。
学校其实是一个复杂的“小社会”(寄宿制学校就更是如此),除了教室内的课堂秩序,学生还有一个自己的“秩序”,而老师“远离风险”的想法,会助长这个“小社会”自发秩序的残酷性。
三、期待监控无死角?
大同校园欺凌事件,发生在宿舍的厕所区,没有监控。
很多人都期待校园监控无死角,这是从幼儿园安全事故引申出来的观念。家长们相信,只要监控密布,安全感就会增多。中国有全球人均最多的摄像头,在校园内就更是如此。但是,我们扪心自问,校园欺凌事件是否在减少?
实际上,“坏孩子”总是很聪明。网上流传的那些霸凌视频,大部分都不是监控拍下的,而是他们自己用手机录下来,不小心(或者故意)流传出来的。躲开摄像头,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。
我读高中住校的时候,宿舍也有人被拉到厕所暴打。对方没有发出哀号,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,也没人敢去干预。在监控出现之前,那些“坏孩子”就知道要在人少的地方作恶,这说明他们自己内心也有所忌惮。
他们真正担心的是“被人看到”,尤其是被家长、老师和其他责任关联方——那些大人看到。
大人们普遍缺席。他们寄希望于设置更多摄像头来解决问题。有不少“事故”发生后,人们发现摄像头没有拍到,这往往会引发铺天盖地的嘲笑,认为是阴谋论,或者“学校删除了视频”。但是现实就是,摄像头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——它总会有死角,这个“死角”,其实是留给责任心的。
两个9岁孩子的恶行触目惊心,他们是如此之小,又是如此之坏,答案再明显不过。除非我们相信他们天生就是坏的,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,这就是大人的问题。我们必须注意到欺凌的“社会结构”,否则恐怕不仅会有“更多”,也会有“更极端”的欺凌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