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夏天，我从北京出发，前往中朝边境，开启了一个人的假期旅行。自2020年1月下旬起，朝鲜便关闭了国界，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，至今未见开关的动向。自那时起，中朝边境线上竖起高高的铁丝网，贴满“请勿靠近”的标语。一路上，不断有人提醒我：“不要拿着这么大的照相机照对岸。”
一位佩戴治安袖章的中年女人曾将我拦下：“相机不可以拍对面！”我问：“手机呢？”她犹豫了一下，不太坚决地说：“也不行。”而我身后，旅行团的大爷大妈们正高高举起手机，一边拍着视频，一边重复着导游的解说。真的拦得住吗？我心里嘀咕。但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，绝大多数时间里，我都将镜头都对准了边境的这一边。
丹东
三月初，网上纷传朝鲜即将开关，我向很多边境居民询问，可几乎每个人对此都不乐观。“三月传三月底开，没开。五月传五月底开，也没开。现在又传七月底开，谁知道呢！”丹东一位出租车司机说。
我抵达丹东的时候，恰逢七一节前后，鸭绿江断桥人流如织。这是丹东的红色旅游胜地。清晨的鸭绿江上弥漫着浓雾，在太阳的照射下隐隐闪着金光，对岸的建筑隐约可见。
逃出嘈杂的景区，我来到朝鲜店铺聚集的老城区。几位老人坐在露天沙发上静养，偶尔彼此说句话。见我背着大包不停张望，便主动问话搭茬。
“我生在新义州的，在朝鲜待了将近五十年。”一位六十岁的老人说。我很惊讶，难道刚来就碰到了朝鲜人？他解释说他有中国护照，是中国人。老人常年住在新义州，那是距中国最近的朝鲜大城市，他许多亲戚朋友也在那边。2020年疫情爆发后，他回到丹东。这些中国人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去朝鲜的，并且在那里定居成家。算算日子，这个老人大概就出生在那个年月。
老人感慨，疫情前，像他这样的华侨“随便出入朝鲜”，他们是“被优待的”。据他介绍，华侨们几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往返两国之间，于是许多人便做起边贸的生意。朝鲜的海产、菌菇，当地特色物件，在中国深受游客欢迎，而中国卖给对岸人民的，主要是服装、电子产品和日用品。一来一回，他们既赚到了银子，又能时常跟两岸亲友走动。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故事是，有的华侨把丹东早点藏在棉袄里卖到朝鲜，生意也好得不得了。
“优待”不仅体现在出入境和贸易权上。他说，不同于其他朝鲜人，在那边他们天黑之后也能适当出门逛逛。在新义州的家里，他甚至可以装电视信号看韩国的节目。谈到这两年朝鲜面临的困难，老人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在那儿待这么多年，什么没见过？”不过，新义州很大程度上沾了中国的光，即使在比较艰难的年月，“挨着中国也能稍微好点”。
延边
离开丹东，我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。高铁进入州界后，便开始使用朝鲜语报站。延吉正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城市。延吉的青旅老板得意地对我说：能在霓虹灯层叠的延吉“韩国街”前留影，去韩国都多余。
我在延吉街道上游荡，突然看到一家日本拉面店。什么人开的呢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走了进去。老板果然是朝鲜族人，但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仅有的一点日语储备便告罄。我问老板，你岂不是同时精通汉语、日语、朝语？“可以这么说。”他说他高中毕业后就去日本留学，在短期大学修会计专业，一共在日本待了7年，回国后开了这家日本面馆，至今已12年。
他又说，大概十几年前，日语是延边朝鲜族学生的第一外语。他们这一代从初中开始就学日语，高中毕业后不少人都去了日本。但最近这几年改革了，不怎么教日语了，主要的外语也成了英语。老板略有些惆怅。拉面店客人很少，除我之外，只有一桌朝鲜族人坐在包间里，偶尔传出爽朗的笑声。
没过多久，老板的妻子接女儿放学回到店里，老板便不再与我交谈，走回厨房继续做饭。不一会儿，一家三口就上桌吃起晚饭。我仔细听了听，说的是朝鲜语。吃完饭，我走出餐厅，迎面走来两个身着校服的初中生，说的也是朝鲜语。
其实像他这样去日本的朝鲜族人是少数，绝大多数人的首选仍然是韩国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0年，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人口接近70万。
“他们朝鲜族人去韩国打工挣老钱了！”延吉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。延边并非传统的工业城市，也没有成体系的产业，但是物价不便宜，消费水平也很高。司机解释说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，赴韩打工的朝鲜族人给延边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。即使是十年前，“一个朝鲜族人去韩国打工一年也能挣十二、三万人民币，一对夫妻就能挣个三四十万，”司机进一步解释，“这些人挣了钱，不在韩国花，而是回来花，买房买车，开铺子，这消费水平不就上来了么？”
开山屯
从延吉坐大巴车，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开山屯镇。这个小镇位于延边龙井市，就在中朝界河图们江畔，离朝鲜最近不过100米。
我碰到一个老人，他告诉我，“现在这地方都没人了，谁还愿意来？以前一个学年，开山屯的学校里，朝鲜族和汉族的学生加起来将近500人，现在整个学校加起来估计到不了70个人。”
他说九十年代起，朝鲜族人纷纷前往韩国打工，不少人定居在那里，心气高的汉族人也会想办法去韩国打工，还有很多人去了大连、青岛这种城市。回想起遍布延吉全市的韩语培训广告，以及张贴在各种墙面上的海外务工广告，这一切就变得非常合理了。
在前往开山屯的大巴车上，坐我前排的一对老夫妻望着两侧破旧的厂房感慨：“咱开山以前可多辉煌啊！这么小的地方五六万人。现在厂子全没了，变成了个遗迹。烟囱也都给拆了，哪怕留一两个也好。”他们怀念的是一座曾经的工业重镇，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都闪着熠熠之光。
开山屯的工业历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。那时日本侵华并占领东北，为填补本国资源的不足以及扩大战争的需要，日本竭力将东北打造成战时资源基地，开山屯便被选为其中之一，作为纸浆和化纤产品的生产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开山屯的工业设施得以保留，成为重要的造纸企业，持续为吉林贡献GDP。全镇鼎盛时期人口超过五万，直到九十年代，伴随国企改革，以及对环保问题的关注，这些企业逐渐转型或关停。
几乎每个与我交谈的开山屯人，都要细数一遍那个时代的辉煌：工厂里的万人大生产，专属工人的俱乐部和活动中心，演话剧、看电影、组乐团、大合唱。
而在此刻，我眼前的开山屯确如那对夫妻所言，几乎成为一座遗迹。
废弃的厂房成为废品店老板的仓库，仓库堆着如山的空塑料瓶。铁道周围的杂草长了足足一人高。原来的工人俱乐部大门紧锁，几年前被某剧组征用，置景成为公安局，漆字“为人民服务”和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。镇上地势较低的房子几乎都被拆除或空置，从名字来看，外迁的人中包括不少朝鲜族人。地势较高的地方则修起了六七层楼的住宅小区，单套售价也不过几万块，主要居民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
行至开山屯火车站，同样荒废已久。这座车站建于1923年，是南满铁道朝开线（朝阳川-开山屯）的终点之一，曾经还通到朝鲜，但“朝鲜”二字并未在站牌上标注出来，现在也已停运。
不远处的站前饭店却异常热闹，我路过时正是饭点儿，走进一看，不少朝鲜族人来这吃饭。朝鲜族老板娘在后厨和大厅间不停往返，时不时吆喝着报菜名。我点了一碗冷面，面汤异常清冽。后来得知，这家饭店的后厨有口深井，面汤就来自那里。
从饭店出来，我继续沿着江边废弃的住宅区晃悠。不一会，一位边防警官向我走来，温柔地向我询问是否有拍对岸的照片，在确定我行为合规之后，饶有兴致地向我介绍起开山屯的历史。他说，开山屯在鼎盛时期曾吸引不少银行来这开设分行。我斗胆问了一句，为什么不让用相机拍对面。他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说不允许这样做。说罢，他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欢迎你记录我们这边。”
后来，我去了同在中朝边境的临江市，发现不只有我对朝鲜充满好奇。在临江市的鸭绿江边，一位老者对我说：“朝鲜这个国家，挺神秘的。我七十多岁，也从小在这生活。对面具体什么情况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但是只知道什么呢，咱们在没改革开放之前，生活不如人家。现在可甩他好几倍了！”
如果说每个人的生活都将成为历史的褶皱，对于身处边境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褶皱似乎更密更深。在这趟向外张望受限的旅程里，我的感叹大多来自边界的这一头。在图们，对朝口岸排队的卡车司机向我讲述过去三年的不易；在珲春，超市老板对近在咫尺的出海口耿耿于怀，朝着俄罗斯的方向破口大骂；在临江，青旅的掌柜一再告诫我，千万要让自己开心。
